《天鹅之歌》剧照

《论烟草有害》剧照

导演林兆华与演员濮存昕、何冰

　　东方网10月10日消息：这是两个独幕剧，主角分别是濮存昕和何冰。一个月以前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导演林兆华就说了，这出戏是没有导演的，请大家来看表演。换句话说，看这两出契诃夫的剧要抱着看中国戏的心态，是来看角儿。

　　一开场，演员就以稍稍出乎大家意料的方式进了场。上半场，何冰穿着一身厚重的西装，戴着黑色礼帽，在侧面观众席的走道上探头探脑地进场。他介绍了自己的姓名(叫伊万·伊凡诺维奇·纽兴，不过没人在意，因为之后再没有提起)，发表了一通演讲，题目叫做《论烟草有害》，可是拉拉杂杂绕来绕去，却讲了一堆生活中令人窘迫的笑料和太太对他的迫害。他的啤酒肚和肥胖的双腿显得体形臃肿不堪，脑门上不停冒出的汗珠被灯光映得闪闪发亮。30分钟过去了，他很突兀地结束了他的演讲，因为“他太太”来了。

　　中场休息还没完全结束时，濮存昕跳出来，满脸红红白白的油彩，一个大大的小丑红鼻子，一身像熊一样的条纹连体衫，让人几乎辨认不出。他左右窜来窜去，和观众们调笑着，其中有个小孩子被逗得前仰后合。他回到舞台中央，没有像往常那样念台词，似演非演地说：“演出结束了。我在后台化妆间睡着了。契诃夫的剧本上是这么写的。”他的角色是一个一生郁郁不得志、68岁、快要走到生命尽头仍然一事无成的老丑角，谢幕时从来只站在舞台的边缘，曾经有一段短暂的爱情，却因对方嫌弃自己的职业而草草结束。最辉煌的成就是作为《哈姆雷特》的候补C角，差一点就成了B角。半夜三更，他在空无一人的剧院里醉醺醺地醒来，和没处睡觉、只能藏身后台的提词员意外相遇。他的独白有了听众，在提词员的提词下，他开始演戏，演莎士比亚的戏中那些他梦寐以求的角色。最后，声响提示有旁人来到了剧场，在提词员的搀扶下，他诵念着台词喃喃离场。

　　这样的两个剧本，本来是戏剧学院的学生用作个人演技训练的素材。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具体的人物关系，没有展开的戏剧冲突，契诃夫早年的这些短篇，更像是片段式的人物素描，对生活中一个被截取的切片的反复描绘。人物独白寥寥几千字，就是剧本的全部内容，拿到正式的剧场上，这应该怎么演？

　　“进了排练厅，才知道有多难，但我们下了决心，绝不能搞成剧本朗读会。”何冰说。

　　演这两个戏，从演员的角度说，是“活动性大于演出性”。适逢“中国小剧场30周年”，无论这个概念本身存在多少争议，中国当代戏剧史的书写，已经把1982年9月19日在人艺一楼的小剧场首演、林兆华导演、高行健编剧的《绝对信号》定为一个耀眼的坐标。《天鹅之歌》和《论烟草有害》的首演时间是2012年9月19日，地点还是在人艺，换到了四楼的实验剧场。“30周年纪念，我们不能光开会，总得演点儿东西给大家看。”何冰说，“可是真干，就得干一把，这没什么可说的，观众是买了票来看戏的，这一滴汗必须要砸到舞台上。”

　　然而，因为前期剧本审查的周折，时间非常紧迫，总共排练的时间不过20多天。国内的本子质量不够好，只能挑国外的，莎士比亚的戏太大，于是就从契诃夫的短篇里挑。《天鹅之歌》是林兆华一直想排的戏，可是光一个独幕剧撑不起来，何冰提议了《论烟草有害》。“我一看，这是一独角(戏)，《天鹅之歌》基本上是濮哥一独角，我前面再来一独角，这不就基本把力气卖到了吗？”何冰说。

　　然而，真的在排练场上开始念台词，何冰才发觉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台词说不出口”。“起码的常识就知道没道理。一个男人，当众抱怨他媳妇30分钟？上来本来说烟草，结果说到闺女，说到自家办的学校，突然开始给学校做广告，说完了说自己在学校都干些什么，又说回闺女，还说我想逃跑，这到底是在说什么呢？”

　　何冰说，他上网去查，想从剧评里找找参考信息。有专家写道，看了这个戏就知道为什么会有“十月革命”。他发现，自己完全没办法从这些理论中获得表演上的帮助。他看了网上四五个国外演出这个戏的小片段，语言上听不懂，却基本上对演出已有的样式有了一个认识。剩下的就是自己去字里行间找，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琢磨契诃夫的意图。

　　最后，他得出结论：“看这篇文字，我看到的是生活的真相，而且是充满爱意的生活。”有了“爱”字作为主心骨，全篇演讲的结构与脉络在他眼里一下子清晰了：妻子因为爱而逼着丈夫戒烟，不让他大吃大喝加速肥胖。她主持着两间学校，操心着7个女儿的婚嫁问题，沉重的嫁妆负担下，她极度抠门，金钱上斤斤计较。丈夫真正焦虑的也是作为父亲和丈夫角色的责任，他爱他的女儿和他的家庭，担忧女儿们的前途，他在学校里教课，做杂务，采买食品，管理仆役，抓耗子，消灭臭虫，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情，演讲中途还不忘给自己的学校做广告，希望更多的人入学，家庭才能增加一点收入。两个因为相爱走到一起的人，面对生活的繁杂、琐碎、冗长和庸俗，狼狈不堪却依旧努力地在经营。

　　“这绝不是一个男人对太太的控诉。人在生活中就是会有这么多的情绪。丈夫谈的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境遇。”何冰说，“而且契诃夫非常聪明，他制造了一个大结构中的小结构，上来就把谜底先告诉你了，说做了个试验，拿了个烟盒，抓只苍蝇，放进去。你还记得台词里那只苍蝇是怎么死的吗？死于神经错乱。他为什么不写死于感冒，死于窒息，或者香死了，沉醉至死？我找了两个译本来看，这个地方都译的是神经错乱，那就一定是神经错乱。”

　　何冰和导演林兆华聊自己的想法，两人得出一致的总结：契诃夫用一张男人的嘴在说话，立场却是女性视角，这是真正的反讽。

　　在契诃夫的剧本中，舞台上有一个讲台。在何冰看过的国外演出的片段里，除了一个坐在椅子上演的版本之外，其他的舞台处理也都设置了讲台。轮到他自己上台的时候，他不要讲台。“越没有样式越自由，而且我还有企图，在那段‘逃跑’独白的时候。”那一段是他认为全剧最精彩的地方，因为契诃夫写出了一种“心理共境的真实”。“其他的话，埋怨、抱怨、我饿，全是发脾气。只有说到月亮，说到要跑，说到回忆，那是心里话，每个人内心都有过逃亡的冲动，逃开这个繁杂的现实生活。”何冰说，“但如果摆一个讲台，说这段台词就很困难了，因为有一个物质媒介搁在那儿，观众更相信这是一个讲台的时候，戏剧感就削弱了。没有这个，空间反而自由。你可以随时进来，随时出去。”

　　首演时，台下坐了京城最有名的俄罗斯专家、学者。何冰和濮存昕形容自己的心情有点“战战兢兢”，因为他们“擅自”对契诃夫的文本做了很多口语化的改动。逃亡那段台词，译文基本都译作“我想跑到遥远的旷野上去，像一棵树那样站在那里”。“这是诗，可是我们演员需要的是戏。”何冰说，他从来没有演过契诃夫，只在念中戏的时候演过一次莎士比亚，原因是“觉得诗化的台词在台上说不出口”。这次排练，他形容自己做的事情是，把这些诗都吞下去，咀嚼，消化，让它和自己的身体起反应，找到自己在这些台词中的准确位置，然后再用自己的方式吐出来。于是，观众在现场听到的，是熟悉却又陌生的契诃夫，但是表述方式却很亲近，很容易进入情境。何冰说他这么做有自己的底气：去年凯文·斯派西来中国演《理查三世》的时候，他跑去看了，去之前还专门阅读了国家大剧院打字幕用的剧本。“凯文·斯派西演的真是好。”他说，“可是他用的那些包袱和手段，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观众在该笑的地方哄堂大笑。那么可见，其实是讲台词的方式造成的距离。”

　　对于濮存昕来说，演《天鹅之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能演一个与自身形象气质完全相反的角色却依旧令人信服。剧中人甚至不是一个曾经辉煌过、又从顶点跌下来的演员，而是从来没有走到过真正的前台，一辈子生活在舞台边缘。1.8米的个头，逼人的英雄气场，一个昔日的“李白”，在剧中要变身成为一个自知没有天分、光彩无望、又对生活不甘的糟老头子。剧组的几个人绞尽脑汁，还去看了京剧中著名武丑演员张春华讲老丑塑造的录像，然后使劲“糟践”濮存昕的形象。“饶是这样，濮哥的光辉还是有点遮盖不住。”何冰说。

　　剧中，老丑角有一段独白讲得高兴了，濮存昕设计了一个抢过何冰扮演的提词员身上的大衣满场挥舞的动作。他们两个人商量：“这个动作到底好吗？会不会破坏人物原本的定位和气场？”后来的决定是，独白不能太闷，总得有点戏剧动作，人物也不必是单面向的造型，可以一试。

　　何冰把《天鹅之歌》的主心骨总结为“关怀”：“一个比你更惨的人关怀了你。你一个演不上戏、又年老体衰的老演员，想过瘾，于是提词员把词给提上了。他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最终你分析提词员在台上干了什么？一直在帮忙。”

　　“剧中的人物都没有观众。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有真正的观众，就那么几个大人物，那是有观众的。”何冰说，“然后这两个人，一个在舞台上说不上几句词，和一个呆在地底下根本不出现、没词可说的人，在黑暗的生活中，不过是寻找一点儿烛光，相互温暖一会儿。也许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在《天鹅之歌》接近末尾的时候，导演林兆华上了台。在提词员的提词下，说了一句台词：“尽管都是些空话，但也不无道理。”这是何冰的主意，台词是林兆华选的，因为这句他说着最舒服。“这个戏，初衷是想为大导做点儿什么。”何冰说，“就是觉得，他今天得出现，观众得看到他。”在现场时，不得不承认，那是这场演出最高潮、最热烈的时候。场上和场下的互动，形成了互文的效果，这的确是一场看角儿的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