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美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有七十周年，但今天读来仍然感觉十分亲切，仍然感觉很有指导意义，仍然感觉讲话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看到，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造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他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他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等等。

　　我想，今天我们回顾《讲话》中的经典提法，意义在哪里？

　　三十多年来，我们是从物质条件匮乏、精神视野狭隘的环境中一路走来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替代计划经济，随着文化体制的改革和文化事业的发展，随着各种社会思潮通过文化现象在大众中的流行，我们的文艺事业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同时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和艰巨的任务。比如为了吸引眼球，提高票房和点击率收视率，低级搞笑、无聊八卦、网络流言在我们通俗文艺领域大行其道，似有这样一种错误的言论——说是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本就不高，文化要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必须放弃对于高雅艺术的追求，降低文艺作品的精神品质。我觉得，如果这样一来，社会文化生活在表面形式、数量统计上可能出现十分“繁荣”的景象；然而从精神角度和未来发展看，则非常令人担忧。在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今天，我们的精神文化创造给人们带来的究竟是迎合与降低，还是引领与提高？这是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都应认真思考的。

　　人类之所以需要精神文化生活，就在于人类天然具有向上的精神要求。精神文化产品对群众的提升与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期待，是一对相辅相成的精神互动。若是缺少了这种互动的主动性，仅把精神文化活动视为群众的感官需求、视听享受，将其混同于物质所产生的效用，我们就无法深刻理解群众的“新期待”究竟是什么、社会的新发展又是什么。这样的精神文化生活，最终会离开群众、离开时代越来越远。

　　我原来是一名话剧演员，深深热爱着舞台艺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逐步成为一名影视演员，从话剧舞台到电影艺术再到电视剧表演，我的演艺道路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艺三十年来，每当我完成一部作品之后，都会接触到大量观众对我表演的反馈意见。通过这些意见，我深深感受到，群众是需要更加精致、更加美好的艺术享受的。我觉得，只要合情合理、遵循艺术规律而不是教条主义的说教，人民群众是非常乐意接受更有教育意义的精神产品的。

　　今天重温《讲话》精神，联系当前实际，我认为一切的理论指导都应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实践中去，这样才会具有生命力、才会重燃生命之火。回顾我的艺术实践，我发现上面提到的《讲话》中的那些精神，一直在引领着我、提醒着我。同时我也深刻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文艺家对生活的关注方式也在发生着与时俱进的转变。当然，我们已没有时间为拍摄某一部剧而专门去与群众同吃同住；但我们需要在生活中花大力气长期关注社会、贴近百姓。前一阶段我参与演出的《儿女情更长》，是一部反映上海普通市民生活常态的戏，若不是演员们长期深入百姓生活，又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作认真负责的艰苦付出，是绝对不可能受到普遍好评的。

　　生活，远远大于小说、电影、戏剧，远远大于我们的想像。一切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艺工作者，都必须通过学习生活来把握时代发展的趋势，努力提高艺术质量，满足群众需求，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生活这条长路面前，我们文艺工作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