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聂姐 （AntoinetteMarieGravinSchimmelpenninck，1962-2012）

龚琳娜（左）去荷兰探望病中的施聂姐（中）

施聂姐和丈夫高文厚，病中的施聂姐给自己戴上了一顶漂亮的蓝色帽子。

老锣（RobertZollitsch），龚琳娜的丈夫，德国作曲家，演奏家。

　　“神曲”《忐忑》演唱者龚琳娜谈施聂姐

　　[编者按]

　　这周的报道是为了纪念一个人——施聂姐。

　　施聂姐和丈夫高文厚，是中国音乐在欧洲最真诚、最重要的传播者。

　　无论是谭盾、刘索拉、龚琳娜……这些音乐界响当当的名字，还是那些脸上的皱褶和脚底的田地一样干涸的甘肃老农，都曾通过两人的介绍，去欧洲演出。

　　施聂姐和高文厚是荷兰人，1980年代来江苏农村采风后，取了这两个富有传统中国味道的名字。

　　2003年，我跟着他俩去河北乡村。

　　老实说，那次他们是为了什么民间音乐而去的，他们做了些什么，我几乎都忘记了，却始终记得施聂姐浓密的灰发，笑起来眼睛里的光芒。

　　接下来几年，他们到上海的话，有时候会一起喝杯咖啡，或者跟着他们去听演出。

　　施聂姐问过我好几次：明年我们在荷兰举办的中国音乐年会，你来吗？

　　我一直都没去过。

　　前些天，我收到一封荷兰来信：

　　“经过两年与病魔的抗争，施聂姐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享年50岁。 ”

　　这期报道是对她的纪念。

　　为着她对中国音乐做出的持久、深远而默默无闻的贡献，为着她对文化和生活的热爱，施聂姐是非常值得的。

　　我邀请你去荷兰演出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施聂姐认得的中国音乐人数不胜数，其中之一就是龚琳娜，两人有着十年的深厚情谊。

　　龚琳娜是“神曲”《忐忑》的演唱者。这支歌曲通过王菲的玩笑、网络的传播而红极一时，龚琳娜也火了。而最初的惊讶嬉笑过后，人们开始了解，《忐忑》并不是一个恶搞视频，而是代表着龚琳娜和丈夫老锣正在探索的原创音乐。龚琳娜也逐渐成为“新中国音乐”、“新民歌”的佼佼者。

　　她说，十年里施聂姐对她事业和感情上的支持，是她人生中珍贵的礼物。

　　1980年代，在荷兰读汉学的施聂姐来到南京。她也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深深地为一个陌生国度的民间音乐——“吴歌”所吸引。她她跟着上海音乐学院的黄白老师，来到偏远的村子，用卡式录音机把当地的民歌录下来。黄白一字一句翻译成普通话，施聂姐再翻译成英语。

　　一位吴歌研究者曾回忆到：“他们（施聂姐和高文厚，当时是同学，后来两人成为精神和生活伴侣——记者注）身上穿得很单薄，脸蛋、鼻子都冻得通红，好像还不懂得中国有这么冷的冬天似的……骑着自行车，背着大背包，像是长途跋涉的旅游者，又像是负重长骑的自行车运动员，从各级官场绕道而过，闯进乡办文化站的办公室，在那里他们总是受到惊异而热情的接待。一进乡村，妇女和小孩把他们团团围住，施聂姐用普通话和老乡们的方言土语打交道，她说这比翻译外语还难。老人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句唱出来，他们一字一句记，用录音机录，于是大人笑，小人叫，混杂着歌声，都一起录下来。”

　　这位研究者还记得一个细节。1980年代带着外国人深入乡下，还是有些伤脑筋的，于是提议请几位乡间歌手上来，唱给他们听，“他们却用异样的眼光怀疑我为什么连民间文学一定要实行田野作业也不懂？采风，就是要去实地调查，了解吴歌产生的地理、民俗等自然和生态环境；了解特殊地区的语言结构和音乐色彩；了解歌手生长的生活情况。”

　　从那以后，施聂姐就选择了聆听、记录和传播中国音乐。和高文厚一起，成立了“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成为中国音乐在欧洲最地道、最重要的传播者。

　　想要在短短一篇文章里介绍施聂姐对中国音乐的贡献，是有些困难的。于是，我邀请龚琳娜谈谈，以片段的方式记录下十年交往中她对施聂姐的了解。

　　■1980年代，施聂姐先是一个人来到中国。高文厚是她同学，喜欢她，也非常爱音乐，就从荷兰飞到江苏。两人在一起采风，一起录歌中相爱，成为了一辈子事业、生活和精神的伴侣。回到荷兰后，两人发现，西方了解中国音乐的人非常少，他们找不到人交流，就决定不另外找工作，而是注册了一个基金会，希望让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对中国音乐感兴趣的人有一个交流的平台。他们给“中国音乐研究欧洲基金会”取了个名字，“磬”，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中国乐器，听上去又很像“chine”（意思是中国）的发音。

　　■“基金会”，听起来财大气粗的样子。其实钱并不多，而且全部都是施聂姐的“私房钱”。施聂姐生长在荷兰古老的小城莱顿，祖上是一个贵族家庭。她有一对很支持孩子的父母，早早就把财产给了孩子。施聂姐就把属于自己那一份，全部投入成为研究和传播中国音乐的“基金”。30多年里，他们邀请了很多中国音乐人去荷兰、欧洲，费用都是从这“基金”里出的。两人的生活非常朴素简单，朋友们都知道，施聂姐的丈夫高文厚口袋里只要有一点钱，不一会儿就变成了CD，或是书。

　　■1995年，欧洲出现了一部关于中国当代音乐的纪录片《惊雷》，介绍了五位个性迥异、充满了创造力的年轻人——中央音乐学院1978级作曲系的“五大才子”谭盾，瞿小松，陈其钢，莫五平，郭文景。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了解改革开放后的当代中国音乐，第一次见到了一拨有着强烈表达欲和创作欲望的中国音乐家。这部影片，无论对音乐家个人，还是中国音乐在国外的传播，都很重要。投钱拍摄这部记录片的正是施聂姐。1980年代，在中央音乐学院结识他们后，她欣赏他们音乐中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也有强烈的艺术创新，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会影响整个中国音乐。1993年，她从荷兰专门请来一位导演，拍摄了这五位年轻人。有《惊雷》的观者写道：“郭文景看上去很激动，谭盾看起来是在搞那套玄乎的东西，瞿小松以一口含混不清的英语强调着写作的自由，陈其钢总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诉说过往，分析全局，独留莫五平，只有指挥《凡》时的一些影像，以及写给妻子李淑琴的信件的配音。镜头晃动着他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中餐馆里摇摆的歌女和快速切片的胡萝卜、大白菜，下锅翻炒的鸡蛋，一句‘真害怕写出来的作品里也有股餐馆味儿’。”不过，如今你看《惊雷》时，并不会看到施聂姐的名字。这位影片的发起者、策划者和出资人，没有留下名字。

　　■施聂姐的座上宾并不仅仅是谭盾、刘索拉、刘星这些从学院里出来的“新锐”音乐人，她常常邀请散发着新鲜泥土味的田间民歌手去荷兰。有一年，施聂姐和高文厚去甘肃采风，下了飞机后又搭漫长的长途汽车来到一个小村子。村里人的“花儿”唱得真好，施聂姐就组织这些连火车都没见过的老乡去德国演出。那段时间，她常常半夜接到电话，解决各种各样护照申办中的麻烦。到德国演出是有一些报酬的，但甘肃老乡们舍不得花一分钱，背着一大包方便面去，顿顿吃。施聂姐见状，自掏腰包，请歌手们去莱顿的餐馆吃饭。二三十年来，施聂姐和高文厚向西方观众介绍了成百上千个中国音乐创作者、剧团、琴、琵琶、古筝……演奏家、独立音乐人、乡村歌手、木偶戏表演者等等——所有他们认为好的中国音乐人。

　　■“磬”基金会成立纪念后，施聂姐在莱顿买下了一幢砖红色小楼，创立“磬”博物馆，收藏了百余件中国乐器，和大量有关中国音乐的书籍与刊物，免费向公众开放，义务为学生们讲课。这里是欧洲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研究中国音乐的基地。小楼的顶层还有还有专门为中国音乐家住宿的房间。每次龚琳娜和老锣去莱顿，都住在顶楼屋顶有窗户的那间。那里也是施聂姐和高文厚的办公室，只要在莱顿，他俩几乎天天在那里上班。

　　■欧洲各大音乐厅、音乐节如果有中国音乐的演出，常常邀请施聂姐夫妇担任“推荐人”。中国文化部在组织赴欧洲演出时，也曾征询过施聂姐夫妇的意见，而他们的建议对中国音乐的输出是有影响力的。很长时期里，去国外演出的经常是歌舞团，在龚琳娜看来，这些团体由于越来越不接地气，失去了音乐应有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无法真正打动外国观众，让西方误解了中国音乐。而施聂姐会礼貌但清晰地告诉中国官方，什么样的音乐会让外国观众觉得假，什么样的音乐才能真正代表中国。慢慢地，越来越多真正的原生态音乐，或者是真正的艺术创作走出国门，让欧洲观众感受到了中国音乐的生命力，反过来，良好的反响也慢慢地改变了中国文化官方的观念。

　　■1996年，荷兰阿姆斯特丹举办了大型中国音乐节，施聂姐夫妇邀请了众多中国音乐人参加，有些是在顶级的古典音乐厅，有些去了博物馆，而最难忘的是一场“东方的声音”。昆曲、京剧、皮影、吴歌、南音……夫妻俩把中国各种传统音乐“串”在一起，每种各十五分钟。高文厚在现场先观众们做了通俗、细致的讲解，还领着大家一起哼唱，品位中国戏剧的韵味。那场“演出”的票卖得特别好，许多普通荷兰人第一次体验到了中国文化，而这种接触，是可以让一种文化得到友善和尊重的。

　　在最迷茫的时候，她让我确信根在哪里

　　2002年，是龚琳娜的转折点，

　　那一年，她做了一个决定：不再假唱。

　　这意味着要放弃名、利、甚至前途。

　　探索内心真正需要的东西，充实、迷茫而艰辛。

　　但这种迷茫和艰辛，会成为一种沉默的召唤。

　　就在那一年，她认识了现在的创作和生活伴侣老锣，老锣又把她介绍给施聂姐夫妇。

　　从此，龚琳娜拥有了同道人，拥有了真正的音乐。

　　星期日：你是什么时候认识施聂姐的？

　　龚琳娜：2002年左右，我的丈夫老锣和高文厚是朋友，然后我们两家人就认识了。

　　星期日：那时候，你处于什么样的状态？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龚琳娜：2002年是我的转折点。那时候，看起来我挺成功的，1999年我以“民歌状元”称号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2000年，又得到了CCTV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专业组的银奖，单位、名气、收入都不错。可其实内在是不舒服的。我不想再唱晚会歌，不想再假唱了，觉得特别空洞无味。但我非常迷茫，因为只知道不要什么，但要什么，走什么样的路，音乐和我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

　　星期日：你开始重新思考音乐和你的关系。

　　龚琳娜：对。我从五岁就登台演唱，到了二十七八岁逐渐意识到，那么多年来，音乐好像都是一种“目的”，是为了掌声、认可、收入、名气，或者自己表现得很美……但这已经远离了音乐本身，失去了音乐的灵性。我到处去听各种演出，就这样认识了老锣。老锣是德国人，作曲家，也弹奏德国传统乐器——巴伐利亚琴，他当时到中国也是为了寻求音乐上的碰撞和合作，就约我一起玩音乐。

　　星期日：你们都在寻找一些东西。

　　龚琳娜：2002年的春天，我们俩第二次见面，在一个安静的房间，只有我和他两个人。他弹起了巴伐利亚琴，我就跟着旋律即兴唱起来，心里有什么就唱什么，唱民歌，唱我很少很少唱的流行歌曲，唱一些没有意义的咿咿啊啊。他的琴声随着我的歌声变化，我的歌声又随着他的琴声发挥。整整三个小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在弹，在唱，完全是用音乐在对话，唱民歌那么多年，那一刻，我才真正理解从前的山间对歌是什么！我又哭又笑，声音一会儿沙哑，一会儿激烈，这是生命力第一次，我的身体打通了，是生命里第一次，不是为别人，而是为自己唱歌。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才终于相信，音乐是干净，无所求的，是可以打开人心的。

　　星期日：你终于感受到了真正的音乐。

　　龚琳娜：是的。所以那年我做了一个决定，不再接晚会演出，甚至辞去了工作，和老锣去德国。你知道，在国内如果不假唱，就几乎等于没有演出机会，没有收入。去德国也是很无奈的，因为在国外，中国音乐的演出机会非常少，但如果有的话，至少还有90分钟的演出，至少还有十几二十个听众。那时候挺苦的，但那时我的希望。老锣和高文厚是好朋友，我们两家就这么认识了。假期常常是我们去荷兰，要么他们来德国。我们两家一共有三个孩子，施聂姐和他们一玩就是一个下午。

　　星期日：你在一档电视节目里曾说，初到德国，你的演唱没人认同欣赏；为了赶场赚钱，演出中场还要在后台自己孩子喂奶；因为房租，八年搬八次家。我想，那时候，你们和施聂姐夫妇的友谊，对是很重要的。

　　龚琳娜：是啊，感觉就象是有了志同道合的人，我们经常相互鼓舞。那时候，我和老锣一有作品，就寄给他们听。有一次，施聂姐和高文厚听了一首老锣的新作品后，说可以和舒伯特的艺术歌曲媲美。你知道吗，他们是很诚实，很专业的音乐研究者，他们的反馈对我们的鼓励非常大。后来，我们创作“琴歌”，就是用古琴弹奏演唱的歌曲。施聂姐听了非常兴奋，说中国过去的文人常常是边唱边弹的，但现在很少人唱了，她鼓励我继续唱，她说，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有一种诗意。施聂姐一直很替我们争取演出的机会，她知道，我们有生活的压力，而且必须要有实践的机会，不然无法探索出自己的音乐道路。有一年，荷兰新修了海上音乐厅，非常美，施聂姐为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演出的机会。中场的时候，她又出来给我卖CD。演出结束时，她得意地说，琳娜，我卖掉80多张！

　　星期日：挺有意思的，你是在一个外国人身上，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的。

　　龚琳娜：施聂姐的眼睛里，有一种好奇和热情。她对中国文化有真正的喜欢和尊重，是在她和她丈夫那里，我得到了某种确认，确认自己的根，确认自己的根的价值。那种信心，是很重要的。

　　“抬棺人”老锣：那是一场伤心、温暖的葬礼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施聂姐早已和丈夫商量好了自己的葬礼。

　　她要给自己一个有眼泪，也有欢笑的葬礼。

　　4月下旬，龚琳娜的丈夫老锣去荷兰出席了施聂姐的葬礼。他向记者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今年春节，我和琳娜去荷兰看望施聂姐，我们知道，这是我们这一生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们带着录像机，采访了她。她说了很多。

　　到了这时候，施聂姐已经不能很难吃东西了，而且这两口子都对做饭不怎么在行。那几天，我就天天给她做饭，做各种各样的麦片，甜的，咸的，印度风味的，去找各种调料。

　　施聂姐得的是卵巢癌，抗争了两年。头一年，不知道是疾病的关系，还是其他原因，我觉得她过于兴奋，有一阵会特别强大，相信自己有力量战胜任何困难，过一段时间又会特别消沉。总是在两种情绪之间跳来跳去。

　　一年前，医生告诉她，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她开始平静下来，接受死亡的到来，但心里又带着一点点希望。我想，这种希望，是和家人在一起燃点起来的。

　　她一直干干净净，拒绝用尿不湿，支撑着自己上厕所。在死神面前，施聂姐是有尊严的。

　　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施聂姐告诉我，她已经想好自己要一个什么样的葬礼。她说，离开这个世界很难过，但死亡并不只是残酷的，她想在悲伤和欢笑中离去。

　　4月23日，我来到莱顿参加施聂姐的葬礼。我是她的抬棺人之一。

　　葬礼在当地一个小教堂举行，来了两三百人。牧师讲了短短一段话后，播放了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视频是高文厚根据施聂姐的心愿做的，两人讨论过很多次，放了很多老照片，和很多很好玩，很可爱的录像。

　　一看视频，大家都擦着眼泪笑起来了。这真是施聂姐的风格！

　　接着大家为施聂姐演奏了不同的音乐，这也是她生前希望的。她说，我要的不只是葬礼进行曲，我要你们的音乐。这些音乐，有痛苦，悲伤，也有欢快。

　　我为她弹唱了一首13年前创作的歌曲，家乡的巴伐利亚琴加上蒙古长调。施聂姐活着的时候就很喜欢这首歌。当她和大家告别的时候，我希望她是带着她喜欢的东西离去的。

　　我想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感觉，参加这个葬礼，我很悲伤，流了很多眼泪，但是我觉得很温暖。比起死亡带来的痛苦和残酷，我更多感觉到的是，拥有那么好的朋友，很幸福。

　　我相信，施聂姐也会这么觉得。

　　在最后的时刻，我想她已经超越了死亡的恐惧和痛苦。她一直说，这三十多年，她得到了那么多好。”

　　[记者手记]

　　她找到了她想要的生活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 谢岚

　　龚琳娜一直很好奇，中国音乐，尤其是传统音乐，究竟有什么深深吸引着施聂姐，让她把她所有的财富、情感和心力都投付其中。

　　我也很想知道。

　　这几天，我找出了那年跟这对夫妇去荷兰采风后的报道。这篇报道不成熟，但多少已经蕴含了问题的答案。

　　那时候，施聂姐津津有味地告诉我：

　　“1980年代的江苏乡下非常美。有很多树，湖泊，空气很好，水很干净。妇女们一边在湖边洗衣服、洗菜，一边哼着歌。我们一般都住在老乡家，他们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所以，我和高文厚最害怕的事，就是拉肚子。还有，江苏的冬天太冷了，又没有暖气。有一次，整整一个星期我发烧，他咳嗽。但通过民歌，认识很多当地的人，通过民歌，心非常接近。虽然经常拉肚子，感冒，可是我们非常快乐。不过，1997年，我出版了关于江苏民歌的博士论文。当我想把书送给那些为我们唱歌的人时，他们中间已经有很多人不在了。在我的工作中，不断地有年老的民间歌手去世。当地唱山歌的人越来越少。这让我非常难过。 ”

　　那一次的“欧亚传统音乐保护研讨会”上，高文厚播放了一支“花儿”：一群西北农妇围着壮年男子，即兴地唱着曲儿挤兑他。听着还是轻轻地发出了会心的笑声，不用懂得方言大家也明白，这是男女之间诙谐的打情骂俏。

　　当时，施聂姐快四十了，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抱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说：“他可能是个儿子，因为我在江苏农村碰到的每一个农妇看过我的肚子后都说，又小又尖，肯定生儿子。 ”

　　不过，看来这条“孕相预测术”不适合外国人。施聂姐后来生的是一个女儿，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喜欢爬上枝桠蔓生的老树的迷人的小姑娘。

　　那时候，我会问施聂姐诸如”“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在哪里”这类的问题，现在我想我不会问了。

　　因为重新回想她说的这些话，我也能体会到，在记录、研究和传播中国音乐的时候，她是和大地，和生活，和人在一起的。

　　这就是她的需要，她想要的生活。